关内之民为何闯关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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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文标题:关内之民为何“闯关东”:人口压力 天灾人祸
清代流民“闯关东”现象解读

一、“闯关东”的由来

关东是指以今天的吉林、辽宁、黑龙江三省为主的东北地区,因这一地区处在山海关以东,故名。清前期设禁,前往关东要“闯”,因为那是越轨犯禁的行为。但自近代1860年(咸丰十年)解禁后,前往关东谋生就已合法,“闯关东”一语之所以仍被沿用,是积习成俗使然。

远在宋辽金元时期,就有关内流民出关觅事,来去自由。清王朝建立之初,流民出关也不必“闯”,相反还得到清政府相当的鼓励。因为关东本来就人烟稀少,加上明末清初战争的影响,人民走死逃亡,导致关外“荒城废堡,败瓦颓垣,沃野千里,有土无人”;但关东又是“龙兴之地”,为强根固本,清廷即屡颁诏令,命地方官“招徕流民”,开垦荒田。1653年(顺治十年)设辽阳府(下辖辽阳、海城二县),颁布《辽东招民开垦条例》,宣布开放辽东,“燕鲁穷氓闻风踵至”者不少,也由此引起清廷的不安。《条例》颁布15年后,也即1668年(康熙七年),清政府宣布关闭山海关的大门,《条例》废止。清廷所以要封禁东三省,当然有许多理由,如关东为人参产地,旗民生计所系,流民入山偷采者成千累万,屡禁不止(杨宾《柳边纪略》第1卷),成为清廷不得已而封关的原因之一。还有,东北设有围场,供皇室狩猎之用,但围场地面辽阔,无法禁绝“游民借开荒之名,偷越禁地,私猎藏牲”(《清朝续文献通考》第3卷),于是,干脆封禁。再有,清廷深恐流民如猬之集,抢了旗民的饭碗,“必致(旗民)生计日蹙”。这些理由,固然很充分,但保护满族固有的文化则是清廷“闭关(山海关)”尤其不可忽视的根本原因,类似“本朝龙兴之地,若听流民杂处,殊与满洲风俗攸关”的上谕,屡有颁行。在清廷看来,满族的尚武之风不能丢,满族的风俗习惯不能杂糅,要想不使满人“习成汉俗”、被中原文化同化,只好把“自我”封闭起来。加之有清一代“反清复明”之声不绝于耳,更使“满汉之见”难以消散,因而也促使清廷屡颁禁令,一次比一次严厉,不仅要“永行禁止流民,不许入境”,而且下令“逐客”。1740年(乾隆五年)上谕命“寄居奉天府流民,设法行遣……定限十年,令其陆续回籍”。十年后(1750年),流民归籍期限已满,再颁严令,“令奉天沿海地方官多拨官兵稽查,不许内地流民再行偷越出口……令守边旗员沿边州县严行禁阻,庶此后流民出口可以杜绝。”(《大清会典事例》第158卷,《户部》)当然,清廷也清楚,仅“闭关”仍不足以“汉俗”的侵袭,流民泛海可至辽东,经蒙古亦可进入关东腹地。有鉴于此,康熙年间清廷又花了几十年时间设置“柳条边”以期禁阻。尽管清廷煞费苦心,但北方流民入关谋事却屡禁不绝,而且呈不断扩大的趋势,1712年(康熙五十一年)“上谕”称,仅山东流民入关者就达10多万(《清圣祖圣训》第8卷)。1776年(乾隆四十一年),据估计,在关东谋生的华北农民(包括已改变流民身份定居关东者)总计达180万人(葛剑雄等:《简明中国移民史》,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,第454页)。这些流民都是在“闭关”条件下犯禁闯关、私自进入关东的,所谓“闯关东”之说,即由此而来。

1860年,关闭的山海关大门重新向流民敞开,流民入关东谋生,不再视为非法,只因“闯关东”一词已约定俗成,也就成为流民去关外谋生的代名词了。

二、关内之民为什么要去“闯关东”

“闯关东”的流民,以山东、河北、河南、山西、陕西人为多,而其中又以山东人为最。1911年东三省人口共1841万人,其中约1000万人是由山东、直隶、河南等省先后自发涌入的,规模之大,举世震惊。进入时期,“闯关东”浪潮仍居高不下。从1912—1949年,流入关东的人口共约1984万人,平均每年约52万人,其中1927、1928、1929年连续三年超过百万。规模如此庞大,难怪“闯关东”被世人视为“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”,是“全部近代史上一件空前的大举”(转引自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室编:《二十世纪的中国农村社会》,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,第84页)。

“闯关东”浪潮持续了数百年,人们在惊叹其流量之巨的同时,自然会问一个“为什么”?笔者试以山东为例“解剖麻雀”。

“安土重迁”是中国农民的特性,山东作为孔孟之乡,这种特性更是根深蒂固。可是山东人不顾一切“闯关东”之举,“必是为了什么迫切的缘由所驱使。”(W.Young:《美报之华人满洲移动观》,《东方杂志》第25卷第24号,第50页)这“迫切的缘由”,当然复杂,其中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:

一是人口压力。山东“地少人稠”,“生齿甚繁”,“人满之患”自清代中叶以来日渐严重,“农村人口过剩,不待凶年,遂有离乡觅食,漂流各处,山东地狭民稠,其例尤著。”进入近代,人口压力更大。1850年山东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15.86人,名列第四,1911年升为第三位(每平方公里202.24人),1936年上升为第二位(每平方公里256.40人),虽然次于江苏,但如时论所评,“以江苏工业发展的程度,占全国各省第一位故,其过剩劳力的收容量,当然增加,比山东势优。故在山东发生农民的劳力过剩和生活困难,为自然的归结。山东农民经营的面积过小、分割过小的土地,为促进农民离村的根本原因之一。”(《中国农村人口增减趋势及农民离村部分考察》,《中行月刊》卷九第3期,第107页)显然,“人口压力流动律”在山东农民“闯关东”流向中发挥着持久的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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